第42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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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觉得自己一时之间感受到好多情绪:对这被亲手结束的短暂人生,难以形容的哀痛;对学校的愤怒,一个无趣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地方,竟因为喝酒而对这个男孩做出这么重的惩罚;而最令人害怕的是,我觉得自己哪天也会在宿舍的楼梯间吊死自己。为什么我在学校没有认识他?为什么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唯一苦闷、忧愁的人,而这个最受同学喜爱的男孩也有这么多相同的感受?为何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这么沉重的压力?高二时,我躺在宿舍里,感受到深沉的悲恸,我被这个世界和生活所困惑……哦,我就活在里头。我知道我不会走那一步,我真的不会。但我觉得自己离那样的可能性好近。是什么样的情形(勇敢?病态?孤立?)竟可以把一个人推上那终极、绝命的边缘,到想要舍弃生命的地步?”隔天她又补充了几句:“他的死,使得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,变得更加尖锐——我现在为了那些一定要找到答案,却又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感到迷茫。”基本上,这就是自杀者留给生者的愁云惨雾:不单单是失去了某人,还有未能及时劝这个人打消念头,未能及时与他沟通的懊悔。人们都渴望能及时与自杀者沟通。“如果早知道”是自杀者父母的心愿,让这种事情发生又受其惊吓的人们,绞尽脑汁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,早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了。
自杀需要理由吗?
但是说什么都没用,说什么都无法减轻自戕者的孤寂。凯·杰米森有一次情绪极端混乱的时候,产生了自杀企图,她谈到这则痛苦的故事:“无论大家付出多少爱——满满的爱——都没有用。温馨的家人与优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与无望;即使是再强烈的热情与浪漫的爱,也是一样。没有任何热情和温暖的爱可以穿透我的厚厚外壳。未来的路寸步难行,而且我相信(毫无疑问)我的亲人、朋友和父母都宁愿我消失于人间。无论如何,我原来的面目,已经没有剩下多少,我想,若我死了,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劳的力气和善意。”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负担是很常见的想法。有位自杀的男人在遗书中写道:“我仔细想过,若我死了,对朋友和亲人的伤害会少一点。”
我不会因巨大的悲怆而自杀,但是突如其来的小小忧郁却可能把我压垮,我觉得很讽刺。厨房里堆满肮脏的碗盘,我一点清洗的力气都没有。或许我哪天会自杀也说不定。或者——看,火车开来了,我是不是该跳到铁轨上。该不该跳呢?但是我还没下定决心,火车就进站停好了。这些思绪就像一场白日梦,虽然觉得很荒唐,但我知道,这种想法是存在的。我不愿为了这种想法而死,我也不想诉诸暴力,但从某种荒谬的角度来看,自杀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。我若是自杀了,就不必修屋顶、割草坪或者洗澡。哦,想想看,不必再梳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和强烈自杀意念的对话让我相信,企图自杀的念头,可能是这种感觉所促成的,而非我在最低落的忧郁时那种彻底的绝望。这是一条突然闪过脑海的出路,它不一定是郁闷的感受,但可能会发生在不愉快的时候。我也知道那种想要赶走忧郁,但除了自杀之外无计可施的感受。诗人米蕾这么写道:
痛苦,我真必须与你,共处一室
就这么度过一生?——共用我的炉火,我的床铺
共用——哦!最惨的事情!——共用同一个脑袋?
而我喂养自己的时候,也是在喂养你吗?
当苦恼愈来愈庞大沉重,难以负荷,无助带来的疲惫和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,逼得你只想斩除痛苦,而不是拯救自己。写这本书的时候,我和为数甚多的自杀幸存者谈过,其中一位特别令我惊异。我在他因自杀躺进医院后的第二天进行访问。他事业成功、受人欢迎、婚姻美满,住在风光明媚的美国海岸城市郊区,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担任主厨。他苦于断续发作的忧郁症,但两个月前以药物疗法治愈了,他觉得以后不必靠药物也可以好好过日子。他没有跟别人提到停药之事,但是逐渐地降低剂量,几个星期后就完全停止服药。头几天还不错,但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强烈的自杀意念,这些意念与他的忧郁症状没有关系。他还是正常工作,但心里老是不断地自责。终于,他下了决心,坚决地相信世界没有他会更好。他把生活中待处理的事情处理好,安排了后事,接着在某天下午,他觉得时候到了,于是吞了两罐止痛药。事情进行到一半,他打通了电话到妻子的办公室跟妻子道别,好让她了解他自杀的原因,希望她能体谅。她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在开玩笑,但马上就发现他是说真的。通电话的同时,他还瞒着她继续一把把地吞药。最后他因她一直在驳斥他的想法而恼怒,于是说了再见并挂了电话,吞光其余的药。
警察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。这个人发现有人来干扰他的计划,自己决定出门和外头的人聊天。他解释说他妻子有点神经不正常,造成大家的麻烦让他很愧疚,大家不必为了这点小事赶来。他知道,若可以和警察周旋个把小时,止痛药就会摧毁他的肝功能(他事前仔细做过研究),他心想,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,至少也要挡住一阵子。他烧水泡茶请警察进来喝一杯,冷静的态度让他们以为这只是起谎报事件。他的确拖延了警察的行动,但警察说他们必须阻止可能的自杀企图,无论如何要请他去一趟急诊室。他及时接受了洗胃。
访谈进行时,他叙述整个过程,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,“我在梦中扮演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,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,我也不知道。”经过洗胃之后,他慢慢恢复过来,而且受到惊吓,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。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死,”他对我说:“但我可以告诉你,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。”我们进一步深谈,“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,”他说:“我仔细想过了,我若死了,对老婆会有多好,对餐厅会有多好,对我又是大解放。这就是奇怪的地方,这个想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,太聪明了。”
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,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能形容为神情愉快,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,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。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,他说他爱她,也知道她爱他。他喜欢自己的工作。或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,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,打通了电话给妻子,而不是只写份遗书。若真是如此,他心里会舒服些,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东西。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,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在哪,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。“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,”医生说:“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,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。”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再兴起自杀念头。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。他摇摇头,用苍白又迷惑的表情看着我说:“我哪知道?”
自杀需要理由吗?
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。乔尔·史密斯,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,曾多次企图自杀,他在给我的信中说:“我很孤独。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,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,他们丢了工作,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。我开始有自杀倾向。只剩最后一位护卫——就是我自己——依然坚守岗位,不过,这位护卫太危险了,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。”
我母亲自杀的那天,我二十七岁,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。她当时在癌症末期。事实上,她是在我父亲、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,而且当时,我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。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。不幸的是,许多自认做了明智抉择——如《最终的出路》的作者德瑞克·汉弗莱和杰克·凯佛基安(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)——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“不拐弯抹角”。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它是缓慢、紊乱、古怪的过程,是极为复杂的纠葛,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。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,但我钦佩她的抉择,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。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,总是不敢想起或谈起它的细节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,无论谁问起,我都得勇敢说出来。但这事实,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,时时折磨着我。
行动者妄想能够在“理智的自杀”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。说穿了,自杀就是自杀——从某些角度来看,无论发生在谁身上,都是鲁莽、凄凉、致命的行为。“最好”和“最糟”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,而在于程度。理性的自杀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群魔》中的叙事者问道,是否有人是头脑清楚地自杀。“很多,”基里洛夫回答:“但以一种偏见来看,会有更多,全都算。”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,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自己或社会的偏见。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,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格;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,这看来却可能十分理性。
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,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,对她进行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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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杀需要理由吗?
但是说什么都没用,说什么都无法减轻自戕者的孤寂。凯·杰米森有一次情绪极端混乱的时候,产生了自杀企图,她谈到这则痛苦的故事:“无论大家付出多少爱——满满的爱——都没有用。温馨的家人与优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与无望;即使是再强烈的热情与浪漫的爱,也是一样。没有任何热情和温暖的爱可以穿透我的厚厚外壳。未来的路寸步难行,而且我相信(毫无疑问)我的亲人、朋友和父母都宁愿我消失于人间。无论如何,我原来的面目,已经没有剩下多少,我想,若我死了,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劳的力气和善意。”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负担是很常见的想法。有位自杀的男人在遗书中写道:“我仔细想过,若我死了,对朋友和亲人的伤害会少一点。”
我不会因巨大的悲怆而自杀,但是突如其来的小小忧郁却可能把我压垮,我觉得很讽刺。厨房里堆满肮脏的碗盘,我一点清洗的力气都没有。或许我哪天会自杀也说不定。或者——看,火车开来了,我是不是该跳到铁轨上。该不该跳呢?但是我还没下定决心,火车就进站停好了。这些思绪就像一场白日梦,虽然觉得很荒唐,但我知道,这种想法是存在的。我不愿为了这种想法而死,我也不想诉诸暴力,但从某种荒谬的角度来看,自杀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。我若是自杀了,就不必修屋顶、割草坪或者洗澡。哦,想想看,不必再梳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和强烈自杀意念的对话让我相信,企图自杀的念头,可能是这种感觉所促成的,而非我在最低落的忧郁时那种彻底的绝望。这是一条突然闪过脑海的出路,它不一定是郁闷的感受,但可能会发生在不愉快的时候。我也知道那种想要赶走忧郁,但除了自杀之外无计可施的感受。诗人米蕾这么写道:
痛苦,我真必须与你,共处一室
就这么度过一生?——共用我的炉火,我的床铺
共用——哦!最惨的事情!——共用同一个脑袋?
而我喂养自己的时候,也是在喂养你吗?
当苦恼愈来愈庞大沉重,难以负荷,无助带来的疲惫和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,逼得你只想斩除痛苦,而不是拯救自己。写这本书的时候,我和为数甚多的自杀幸存者谈过,其中一位特别令我惊异。我在他因自杀躺进医院后的第二天进行访问。他事业成功、受人欢迎、婚姻美满,住在风光明媚的美国海岸城市郊区,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担任主厨。他苦于断续发作的忧郁症,但两个月前以药物疗法治愈了,他觉得以后不必靠药物也可以好好过日子。他没有跟别人提到停药之事,但是逐渐地降低剂量,几个星期后就完全停止服药。头几天还不错,但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强烈的自杀意念,这些意念与他的忧郁症状没有关系。他还是正常工作,但心里老是不断地自责。终于,他下了决心,坚决地相信世界没有他会更好。他把生活中待处理的事情处理好,安排了后事,接着在某天下午,他觉得时候到了,于是吞了两罐止痛药。事情进行到一半,他打通了电话到妻子的办公室跟妻子道别,好让她了解他自杀的原因,希望她能体谅。她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在开玩笑,但马上就发现他是说真的。通电话的同时,他还瞒着她继续一把把地吞药。最后他因她一直在驳斥他的想法而恼怒,于是说了再见并挂了电话,吞光其余的药。
警察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。这个人发现有人来干扰他的计划,自己决定出门和外头的人聊天。他解释说他妻子有点神经不正常,造成大家的麻烦让他很愧疚,大家不必为了这点小事赶来。他知道,若可以和警察周旋个把小时,止痛药就会摧毁他的肝功能(他事前仔细做过研究),他心想,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,至少也要挡住一阵子。他烧水泡茶请警察进来喝一杯,冷静的态度让他们以为这只是起谎报事件。他的确拖延了警察的行动,但警察说他们必须阻止可能的自杀企图,无论如何要请他去一趟急诊室。他及时接受了洗胃。
访谈进行时,他叙述整个过程,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,“我在梦中扮演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,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,我也不知道。”经过洗胃之后,他慢慢恢复过来,而且受到惊吓,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。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死,”他对我说:“但我可以告诉你,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。”我们进一步深谈,“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,”他说:“我仔细想过了,我若死了,对老婆会有多好,对餐厅会有多好,对我又是大解放。这就是奇怪的地方,这个想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,太聪明了。”
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,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能形容为神情愉快,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,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。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,他说他爱她,也知道她爱他。他喜欢自己的工作。或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,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,打通了电话给妻子,而不是只写份遗书。若真是如此,他心里会舒服些,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东西。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,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在哪,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。“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,”医生说:“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,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。”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再兴起自杀念头。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。他摇摇头,用苍白又迷惑的表情看着我说:“我哪知道?”
自杀需要理由吗?
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。乔尔·史密斯,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,曾多次企图自杀,他在给我的信中说:“我很孤独。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,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,他们丢了工作,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。我开始有自杀倾向。只剩最后一位护卫——就是我自己——依然坚守岗位,不过,这位护卫太危险了,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。”
我母亲自杀的那天,我二十七岁,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。她当时在癌症末期。事实上,她是在我父亲、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,而且当时,我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。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。不幸的是,许多自认做了明智抉择——如《最终的出路》的作者德瑞克·汉弗莱和杰克·凯佛基安(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)——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“不拐弯抹角”。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它是缓慢、紊乱、古怪的过程,是极为复杂的纠葛,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。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,但我钦佩她的抉择,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。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,总是不敢想起或谈起它的细节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,无论谁问起,我都得勇敢说出来。但这事实,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,时时折磨着我。
行动者妄想能够在“理智的自杀”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。说穿了,自杀就是自杀——从某些角度来看,无论发生在谁身上,都是鲁莽、凄凉、致命的行为。“最好”和“最糟”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,而在于程度。理性的自杀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群魔》中的叙事者问道,是否有人是头脑清楚地自杀。“很多,”基里洛夫回答:“但以一种偏见来看,会有更多,全都算。”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,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自己或社会的偏见。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,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格;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,这看来却可能十分理性。
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,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,对她进行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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