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9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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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认定有自杀倾向的人才算有忧郁症,我们才能说自杀的人都是忧郁症者。
因为忧郁症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,所以自杀被视为忧郁的症状之一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把酗酒视为忧郁症的副作用,而是当成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病症。自杀意念至少和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药物滥用一样,是各自独立的事情。《自杀之谜》的作者乔治豪·科特说:“不少临床医生相信,如果能成功治疗忧郁症,他们就能治好有自杀倾向的病人,好像自杀意念只是这种潜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。但某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诊断不出潜在的忧郁症,而且病人常在摆脱忧郁症不多久——或很久之后,突然自杀了。”医生治疗一个同时有忧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病人时,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忧郁上头。虽然先治疗忧郁症对治疗自杀倾向可能有帮助,但并不是没有例外。美国的自杀事件中,有近半数患者接受过精神科医师治疗,但还是意外地出了事。我们的想法有点问题。我们不应该把自杀意念与其他像睡眠障碍之类的症状混为一谈,也不能只因为自杀意念与忧郁症有关,而患者的忧郁症已经治好,就忽视他的自杀意念。自杀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疗的问题。自杀意念虽然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,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事情,为什么不把自杀意念单独归类为一种诊断结果呢?
许多人试图定义“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”,最后都徒劳无功。忧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关联:有些自杀事件发生在轻度失常的人身上,而有些彻底绝望的人却还是固执地活着。有些住在都市贫民区的人,他们的小孩或者全死于帮派暴力,或者身体残疾,或才处于饿死边缘,他们从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爱,但却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坚强地活着。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却自杀身亡。自杀并非困苦生活的极点,而是从心灵与意识背后跑出来的东西。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轻微的拟自杀时期:当时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逻辑,现在看来却像是妖怪,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细菌。自杀意念像一种剧毒的细菌,侵入你的身体,占据全身。我就曾经被这种怪物所占据。
想离开人世、想死和想自杀,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。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、突然消失、甚至离开人世。在忧郁的时候,许多人会想死,想改变所处的现状,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,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。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,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。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,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,还至少要一点冲动。
存在还是毁灭?
自杀者可分成四种。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,自杀对他们来说,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。这种人最冲动,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,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。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《天地不仁》中写的,这种人“企图进行驱魔仪式”,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。第二种,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,把自杀当成是报复,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。对于这种人,阿瓦雷斯写道:“自杀有个难题: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,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。”他们朝死亡奔去,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,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,而是使存在消逝。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,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,只有死才能摆脱。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、做笔记,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,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。他们通常会相信,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,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(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)。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。这类人——因身体疾病、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——不想再受生命之苦,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。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,但他们不会骗自己,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。
事实上,“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,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。”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: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,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,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,掌握自我,进行必要的行动。此外,有自我意识的心灵,无法消除自我,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,是违反天性的。“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”使我们免于自杀,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,可能不单是绝望,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。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——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,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——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:存在者想象的是“不在”的体验,而非“不在”本身。我思故我在。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,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、平和、恐怖或虚无,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,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。加缪说:“自杀,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。”的确,在二十世纪中期,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,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。
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,“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,”他写道:“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,强迫她回答。这个问题是: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?这是个笨拙的实验,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以清楚的意识毁灭自己,等待答案。”人在死亡之前,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结果是什么。买张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来是不错的点子:我经常想自杀,并且只死一个月看看。当面临死亡的结局和自杀的不可挽回性时,人就会退缩。意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,一般认为,意识在死后是不存在的,在得到答案的时候,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。当我不想活,对死亡的面貌感兴趣时,我同时也想到,死亡会消灭我的好奇。就是好奇让人愿意走下去:我可以放弃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,但就是不愿放弃追求答案。
虽然动物本能是活着的主要原因之一,但是在人类社会里,活着的理由却很难解释。“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设,”桑特亚纳(美国诗人及哲学家)写道:“若不这么假设,就无法下结论。”虽然种种生存的困扰令人烦恼,但必然面临死亡的事实可能更令人痛苦。死亡如此恐怖,它又是无法逃过的,因此有人想早点了断也好。这种归于虚无的看法,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价值。事实上,生命时常以隐瞒人人终将毁灭的事实来抗拒死亡。如果说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,那是因为它常被人轻视。
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赞美自杀的力量,普里尼长老说过:“活在我们悲惨的凡间,能够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赏赐。”但恩(英国诗人及教士),在1612年写的《双重永生》中说:“每当为苦恼所扰之时,我知道,可将我自囚室放出来的钥匙就在我手中,没有解药救得了被一剑刺穿的心脏。”“我们总会发现”,叔本华说,“生存的恐怖一旦大于死亡的恐怖,一个人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我身陷忧郁的时候,就有过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来的经验,危险的是,我当时对死亡的恐怖已没有感觉了。但我相信,我的恐惧是短暂的,缓和下来后就没那么难忍受了。依我来看,理性的自杀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行为,这需要长时间的仔细权衡。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,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,而非绝望的结果。问题是,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,通常很难看出来,而且我也相信,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对于世间的无常,自杀可以一了百了。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: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。从另一方面来说,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,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,或被迫不得自杀。若我想自杀,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,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。
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
在心理卫生界甚具影响力的评论者托马斯·萨斯,一贯支持限制精神科医师权力,他说:“自杀是一种基本人权。这不是说自杀是可喜的事,而是说社会没有道德权力以法律阻扰个人自杀的决定。”萨斯认为,若强制干涉自杀者,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和行动的正当性。“其后果是把自杀者严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。”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研究,发给医生简略的自杀者病史,要求他们诊断。若不告知是自杀者的资料,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若是把病人自杀的经历放进资料,则有百分之九十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
很明显,自杀意念会造成医生直觉的判断,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医生变得幼稚——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。萨斯的见解有其现实的基础,但若以此为根据来作临床判断,却可能是极危险的。倡导自杀预防运动的心理学家艾德温·斯内德曼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。他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举动。“自杀行为是理智与情感某种程度的断裂所致,依此来看,所有自杀者都有一点精神异常,”他写道:“理智与情感断绝,使人无法分辨出情绪,或区分其意义的细微差异,也无法把情绪传达给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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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忧郁症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,所以自杀被视为忧郁的症状之一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把酗酒视为忧郁症的副作用,而是当成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病症。自杀意念至少和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药物滥用一样,是各自独立的事情。《自杀之谜》的作者乔治豪·科特说:“不少临床医生相信,如果能成功治疗忧郁症,他们就能治好有自杀倾向的病人,好像自杀意念只是这种潜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。但某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诊断不出潜在的忧郁症,而且病人常在摆脱忧郁症不多久——或很久之后,突然自杀了。”医生治疗一个同时有忧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病人时,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忧郁上头。虽然先治疗忧郁症对治疗自杀倾向可能有帮助,但并不是没有例外。美国的自杀事件中,有近半数患者接受过精神科医师治疗,但还是意外地出了事。我们的想法有点问题。我们不应该把自杀意念与其他像睡眠障碍之类的症状混为一谈,也不能只因为自杀意念与忧郁症有关,而患者的忧郁症已经治好,就忽视他的自杀意念。自杀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疗的问题。自杀意念虽然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,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事情,为什么不把自杀意念单独归类为一种诊断结果呢?
许多人试图定义“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”,最后都徒劳无功。忧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关联:有些自杀事件发生在轻度失常的人身上,而有些彻底绝望的人却还是固执地活着。有些住在都市贫民区的人,他们的小孩或者全死于帮派暴力,或者身体残疾,或才处于饿死边缘,他们从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爱,但却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坚强地活着。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却自杀身亡。自杀并非困苦生活的极点,而是从心灵与意识背后跑出来的东西。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轻微的拟自杀时期:当时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逻辑,现在看来却像是妖怪,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细菌。自杀意念像一种剧毒的细菌,侵入你的身体,占据全身。我就曾经被这种怪物所占据。
想离开人世、想死和想自杀,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。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、突然消失、甚至离开人世。在忧郁的时候,许多人会想死,想改变所处的现状,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,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。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,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。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,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,还至少要一点冲动。
存在还是毁灭?
自杀者可分成四种。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,自杀对他们来说,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。这种人最冲动,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,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。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《天地不仁》中写的,这种人“企图进行驱魔仪式”,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。第二种,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,把自杀当成是报复,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。对于这种人,阿瓦雷斯写道:“自杀有个难题: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,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。”他们朝死亡奔去,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,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,而是使存在消逝。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,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,只有死才能摆脱。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、做笔记,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,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。他们通常会相信,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,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(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)。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。这类人——因身体疾病、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——不想再受生命之苦,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。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,但他们不会骗自己,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。
事实上,“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,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。”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: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,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,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,掌握自我,进行必要的行动。此外,有自我意识的心灵,无法消除自我,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,是违反天性的。“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”使我们免于自杀,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,可能不单是绝望,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。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——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,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——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:存在者想象的是“不在”的体验,而非“不在”本身。我思故我在。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,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、平和、恐怖或虚无,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,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。加缪说:“自杀,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。”的确,在二十世纪中期,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,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。
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,“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,”他写道:“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,强迫她回答。这个问题是: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?这是个笨拙的实验,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以清楚的意识毁灭自己,等待答案。”人在死亡之前,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结果是什么。买张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来是不错的点子:我经常想自杀,并且只死一个月看看。当面临死亡的结局和自杀的不可挽回性时,人就会退缩。意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,一般认为,意识在死后是不存在的,在得到答案的时候,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。当我不想活,对死亡的面貌感兴趣时,我同时也想到,死亡会消灭我的好奇。就是好奇让人愿意走下去:我可以放弃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,但就是不愿放弃追求答案。
虽然动物本能是活着的主要原因之一,但是在人类社会里,活着的理由却很难解释。“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设,”桑特亚纳(美国诗人及哲学家)写道:“若不这么假设,就无法下结论。”虽然种种生存的困扰令人烦恼,但必然面临死亡的事实可能更令人痛苦。死亡如此恐怖,它又是无法逃过的,因此有人想早点了断也好。这种归于虚无的看法,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价值。事实上,生命时常以隐瞒人人终将毁灭的事实来抗拒死亡。如果说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,那是因为它常被人轻视。
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赞美自杀的力量,普里尼长老说过:“活在我们悲惨的凡间,能够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赏赐。”但恩(英国诗人及教士),在1612年写的《双重永生》中说:“每当为苦恼所扰之时,我知道,可将我自囚室放出来的钥匙就在我手中,没有解药救得了被一剑刺穿的心脏。”“我们总会发现”,叔本华说,“生存的恐怖一旦大于死亡的恐怖,一个人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我身陷忧郁的时候,就有过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来的经验,危险的是,我当时对死亡的恐怖已没有感觉了。但我相信,我的恐惧是短暂的,缓和下来后就没那么难忍受了。依我来看,理性的自杀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行为,这需要长时间的仔细权衡。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,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,而非绝望的结果。问题是,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,通常很难看出来,而且我也相信,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对于世间的无常,自杀可以一了百了。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: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。从另一方面来说,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,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,或被迫不得自杀。若我想自杀,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,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。
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
在心理卫生界甚具影响力的评论者托马斯·萨斯,一贯支持限制精神科医师权力,他说:“自杀是一种基本人权。这不是说自杀是可喜的事,而是说社会没有道德权力以法律阻扰个人自杀的决定。”萨斯认为,若强制干涉自杀者,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和行动的正当性。“其后果是把自杀者严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。”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研究,发给医生简略的自杀者病史,要求他们诊断。若不告知是自杀者的资料,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若是把病人自杀的经历放进资料,则有百分之九十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
很明显,自杀意念会造成医生直觉的判断,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医生变得幼稚——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。萨斯的见解有其现实的基础,但若以此为根据来作临床判断,却可能是极危险的。倡导自杀预防运动的心理学家艾德温·斯内德曼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。他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举动。“自杀行为是理智与情感某种程度的断裂所致,依此来看,所有自杀者都有一点精神异常,”他写道:“理智与情感断绝,使人无法分辨出情绪,或区分其意义的细微差异,也无法把情绪传达给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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