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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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随着忧郁症造成的事件渐渐为众人承认,和治疗补助金的降低,这类团体也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。以往我从未参加过病友支持团体——因为我自大、冷漠、无知和想保护隐私——但为了写这本书,我还是参加了。美国和全世界有数百个组织成立了病友支持团体——大多数是医院设立的。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的“忧郁症与相关情绪障碍协会”,开设了六十二个不同的病友支持团体,建立一对一的伙伴系统,并出版一份相当不错的内刊,叫做《一帆风顺》。位于纽约的“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”是全美最大的支持组织,每周开设十四个病友支持团体聚会,每个团体约有一百五十多位参加者,一年服务七千多位加入者。他们出版一份季刊,寄发给六千多位读者。情绪障碍者病友支持团体的集会在许多地方举行,我最常去的是每周五晚上七点半在纽约贝斯以色列医院的那场,忧郁症者在这个时间大多数没有别的约会。要参加这个团体,得先付四块美金,然后领到一张没写上姓氏的名牌,参加集会时挂在身上,每次有十多位参加者和工作人员。首先,每个人要自我介绍,并说明自己来这里希望能得到什么。接着是综合讨论。大家说出自己的故事,并对别人提出意见,有时候像在玩“比谁最惨”的游戏。一场集会下来要两小时,中间过程总是让人悲痛万分,参与者多是拒绝治疗和被遗弃的人,个个都有满腹辛酸的人生故事。许多参与者的人际关系被病症摧毁,失去家人和朋友,这些团体试图弥补医疗系统的缺失——现行医疗制度对个体的照料越来越匮乏。
集会的情形一般是这样的,我走进一个有着醒目荧光灯的房间,看到十个人等着讲自己的故事。忧郁症者不大会打扮,而且嫌洗澡太累人,这群人的外表大多和他们的内心一样褴褛。我参加了七次周五的聚会,最后一次去的那回,是由约翰先发言,因为他喜欢说话,而且说得不错,十年来他几乎每周都来参加,是位“老鸟”。约翰几乎从来不缺勤。他不想用药物治疗,但尝试使用草药和维他命,他觉得自己会好起来。黛娜今晚忧郁得不想说话,她把下巴靠在膝盖上,保证下次会再试着说说看。安妮有一阵子没来病友支持团体,她曾有过一段悲惨的日子:服用速悦(一种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重吸收抑制剂——译者注)来对付忧郁,改善了不少,然后她提高剂量,造成偏执,“发疯了”。她觉得黑手党要找她麻烦,于是把自己关在公寓里。最后进了医院,服用“所有药物,每种都试”,因为都没有效果,只得接受电气痉挛疗法。她回想不出多少当时的情形,电气痉挛疗法会抹掉许多记忆。她以前是个很有能力的白领,如今靠帮人喂猫过日子。她今天丢了两个客户,而且是很不客气地被辞退,她觉得很屈辱,因此决定参加今天的聚会,双眼充满泪水。“你们都是好人,愿意倾听别人的话,”她说:“在其他地方,没人理你。”我们试着安慰她。“我以前有很多朋友,现在都离我而去。但我在努力克服。在不同的猫咪之间走动是有好处的,这使我保持活力。”
病友团体疗法
杰姆被威胁开除“政府机关”的工作,因为太久没去上班,他已经请了三年病假。跟他还算熟的同事,大多数不知道他请了病假。他假装还在上班,上班时间都不接电话。他今晚气色还不错,比之前看到他时好一点。“如果我不出现在人面前,”他说:“我会想自杀,这就是我仍要继续上班的理由。”下一位是霍依,他整晚都坐着,扫视着房间四处,胸前抱着一件绒毛大衣。霍依来的次数不少,话倒是不多。他四十岁了,一直找不到全职工作。两个星期前,他宣称找到了全职工作,收入会改善,以后会是个正常人。他服了不错的药,似乎有点效果。但若是药失去效果怎么办?他还能继续每月领八十五美元的残障补助费吗?我们都劝他勇往直前,试着去工作,但是他今天说要放弃,他害怕接那项工作。安妮问他情绪是否稳定?外界事件是否会对他造成影响?放假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?霍依茫然地看着她,说:“我从来没放过假。”大家都盯着他看,他的双脚在地板扭动着。“对不起,我是说,我大概从来没有做什么需要放假的事。”
波丽说:“我听别人提到心理的循环周期,说心情会有高潮和低潮,这让我很嫉妒——对我来说,从来就没有过。我一直都一样,是个阴郁、不快乐、焦虑的小孩。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希望吗?”她曾服用Zardil(一种MAOI型抗郁剂),还发现服少量的Clonidine(一种降血压药物)可以降低她严重的不安感。她原来用的是锂盐,但这使她在一个月内胖了十五磅,所以就停药了。有人认为她可以试试帝拔癫(一种抗癫痫剂,也兼具情绪稳定作用),和Nardil混合使用会不错。服用Nardil的食物限制令人很痛苦。杰姆说克忧果让他病得更严重。梅格丝好像是隔着雾说话,“我没办法决定,”她说:“我什么事都下不了决定。”梅格丝曾经了无生趣到躺在床上一星期没起来。治疗师几乎是强迫她到这个支持团体来。“在服药之前,我是个神经质、卑劣、自毁的人,”她说:“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”她环视着房间,好像我们是天堂之门前面的陪审员。“要怎样才比较好?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?”约翰摇摇头说:这就是问题,治疗会比病本身好到哪去?”轮到绮儿了,她四处观望,但她知道自己没注视任何人。她是丈夫带来的,希望这个聚会对她有帮助,他正在外头等着。“我觉得,”她无精打采地说着,好像是一台速度变慢的老式录音机:“我好像已经死了几个星期,但身体还不知道。”
这场分享痛苦的悲伤聚会,对大多数的参与者来说,是把自己从孤绝中解放出来的奇特方式。我还记得我最糟糕的时候,那些疑惑不解的面孔,还有(当父亲问道:“你好点了吗?”我回答:“没有,没什么改变”时)心里的失望之感。有些朋友很好,但对有些朋友,我不得不表现得圆滑一点,幽默一点。“我还算喜欢来这里,但是老实说,我现在有点精神崩溃,所以改天再说,好吗?”只要直率地用嘲讽的语调说话,就可以保守自己的秘密。支持团体中的气氛——今天我很坦诚,你呢?——鼓励每个人充分表达自我,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也开始解除内心的戒备。忧郁时,很多感觉是无法以语言表达的,只有了解那种感觉的人才能以直觉感受到。有位女士谈到家人毫不怜悯地试图要拉她出门找乐子,她说:“如果我拄着拐杖,请不要让我跳舞。”
世界上有太多的苦痛,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表达出来,他们坐在隐形的轮椅上,身上打着看不见的石膏,艰难度日。我们互相加油打气。某个晚上,苦恼的苏珊大哭着,眼泪弄花了她脸上厚厚的妆,说:“我想知道你们哪位有像我一样的感觉,怎样才能避免。我不远万难来到这里,有谁能告诉我,那种感觉是不是真的,请谁来告诉我。”又有一个晚上,有人说:“我的灵魂伤得很深,我只想和别人交流一下。”
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还提供实用的生活建议,对得不到朋友、家人和完善健康保险的人特别有用。比如说,你不想让老板或未来的老板知道你有忧郁症,该如何讲明又不必说谎?我接触过的互助团体参加者,他们提供的协助大多不错,但很不幸,建议却极糟糕。如果扭伤了脚踝,其他脚踝也扭伤了的人可以给你不错的指点,但若你有精神障碍,其他精神障碍者的建议最好别听。我从书上得到许多知识,发现从病友那里听来的忠告十分拙劣,没有事实根据。克里斯汀绝对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,未接受药物治疗,愈来愈癫狂,我猜他会在本书出版之前进入自毁阶段;别人不应该太早,建议娜塔夏停用克忧果;克劳蒂亚所经历的电气痉挛疗法,大概并不适当,后来又服了太多药物,成了行尸走肉;杰姆接受过电气痉挛疗法后,或许可以真正开始工作,但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疗法作用的程度;克劳蒂亚一定会讲些让他不安的经验。
有一次聊到要如何向朋友解释,史蒂文,一位长期的互助团体病友,问大家:“你们外面还有朋友吗?”只有一个人和我答有。史蒂文说:“我尝试交些新朋友,但不知道要怎么认识,我孤单太久。我服用百忧解,在那一年里还有效,后来又没用了。我觉得那时我很努力,但是失败了。”他好奇地看着我。他沉郁、善良又聪明——就像那晚一个病友说的,他真是可爱的人——但如今已不在人世。“除了在这里之外,你怎么面对别人?”我还来不及回答,他又补了一句“你面对别人时,跟他们聊什么?”
病友团体疗法
和所有疾病一样,人人都有可能得忧郁症,但在我所认识的忧郁症者中,法兰克·鲁沙可夫是最不像会得这种病症的人,他二十九岁,讲话温柔礼貌,天性善良,长相端正,除了严重得吓人的忧郁之外,各方面都很正常。“你想探进我脑袋吗?”他曾写道:“欢迎。不是你以为的样子?其实也不是我以为的样子。”大概是大学毕业之前一年,法兰克·鲁沙可夫的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,他正在看电影。后来的七年中,他入院三次。
他第一次的体验十分突然:“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,我发现自己正开着车向一棵树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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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会的情形一般是这样的,我走进一个有着醒目荧光灯的房间,看到十个人等着讲自己的故事。忧郁症者不大会打扮,而且嫌洗澡太累人,这群人的外表大多和他们的内心一样褴褛。我参加了七次周五的聚会,最后一次去的那回,是由约翰先发言,因为他喜欢说话,而且说得不错,十年来他几乎每周都来参加,是位“老鸟”。约翰几乎从来不缺勤。他不想用药物治疗,但尝试使用草药和维他命,他觉得自己会好起来。黛娜今晚忧郁得不想说话,她把下巴靠在膝盖上,保证下次会再试着说说看。安妮有一阵子没来病友支持团体,她曾有过一段悲惨的日子:服用速悦(一种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重吸收抑制剂——译者注)来对付忧郁,改善了不少,然后她提高剂量,造成偏执,“发疯了”。她觉得黑手党要找她麻烦,于是把自己关在公寓里。最后进了医院,服用“所有药物,每种都试”,因为都没有效果,只得接受电气痉挛疗法。她回想不出多少当时的情形,电气痉挛疗法会抹掉许多记忆。她以前是个很有能力的白领,如今靠帮人喂猫过日子。她今天丢了两个客户,而且是很不客气地被辞退,她觉得很屈辱,因此决定参加今天的聚会,双眼充满泪水。“你们都是好人,愿意倾听别人的话,”她说:“在其他地方,没人理你。”我们试着安慰她。“我以前有很多朋友,现在都离我而去。但我在努力克服。在不同的猫咪之间走动是有好处的,这使我保持活力。”
病友团体疗法
杰姆被威胁开除“政府机关”的工作,因为太久没去上班,他已经请了三年病假。跟他还算熟的同事,大多数不知道他请了病假。他假装还在上班,上班时间都不接电话。他今晚气色还不错,比之前看到他时好一点。“如果我不出现在人面前,”他说:“我会想自杀,这就是我仍要继续上班的理由。”下一位是霍依,他整晚都坐着,扫视着房间四处,胸前抱着一件绒毛大衣。霍依来的次数不少,话倒是不多。他四十岁了,一直找不到全职工作。两个星期前,他宣称找到了全职工作,收入会改善,以后会是个正常人。他服了不错的药,似乎有点效果。但若是药失去效果怎么办?他还能继续每月领八十五美元的残障补助费吗?我们都劝他勇往直前,试着去工作,但是他今天说要放弃,他害怕接那项工作。安妮问他情绪是否稳定?外界事件是否会对他造成影响?放假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?霍依茫然地看着她,说:“我从来没放过假。”大家都盯着他看,他的双脚在地板扭动着。“对不起,我是说,我大概从来没有做什么需要放假的事。”
波丽说:“我听别人提到心理的循环周期,说心情会有高潮和低潮,这让我很嫉妒——对我来说,从来就没有过。我一直都一样,是个阴郁、不快乐、焦虑的小孩。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希望吗?”她曾服用Zardil(一种MAOI型抗郁剂),还发现服少量的Clonidine(一种降血压药物)可以降低她严重的不安感。她原来用的是锂盐,但这使她在一个月内胖了十五磅,所以就停药了。有人认为她可以试试帝拔癫(一种抗癫痫剂,也兼具情绪稳定作用),和Nardil混合使用会不错。服用Nardil的食物限制令人很痛苦。杰姆说克忧果让他病得更严重。梅格丝好像是隔着雾说话,“我没办法决定,”她说:“我什么事都下不了决定。”梅格丝曾经了无生趣到躺在床上一星期没起来。治疗师几乎是强迫她到这个支持团体来。“在服药之前,我是个神经质、卑劣、自毁的人,”她说:“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”她环视着房间,好像我们是天堂之门前面的陪审员。“要怎样才比较好?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?”约翰摇摇头说:这就是问题,治疗会比病本身好到哪去?”轮到绮儿了,她四处观望,但她知道自己没注视任何人。她是丈夫带来的,希望这个聚会对她有帮助,他正在外头等着。“我觉得,”她无精打采地说着,好像是一台速度变慢的老式录音机:“我好像已经死了几个星期,但身体还不知道。”
这场分享痛苦的悲伤聚会,对大多数的参与者来说,是把自己从孤绝中解放出来的奇特方式。我还记得我最糟糕的时候,那些疑惑不解的面孔,还有(当父亲问道:“你好点了吗?”我回答:“没有,没什么改变”时)心里的失望之感。有些朋友很好,但对有些朋友,我不得不表现得圆滑一点,幽默一点。“我还算喜欢来这里,但是老实说,我现在有点精神崩溃,所以改天再说,好吗?”只要直率地用嘲讽的语调说话,就可以保守自己的秘密。支持团体中的气氛——今天我很坦诚,你呢?——鼓励每个人充分表达自我,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也开始解除内心的戒备。忧郁时,很多感觉是无法以语言表达的,只有了解那种感觉的人才能以直觉感受到。有位女士谈到家人毫不怜悯地试图要拉她出门找乐子,她说:“如果我拄着拐杖,请不要让我跳舞。”
世界上有太多的苦痛,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表达出来,他们坐在隐形的轮椅上,身上打着看不见的石膏,艰难度日。我们互相加油打气。某个晚上,苦恼的苏珊大哭着,眼泪弄花了她脸上厚厚的妆,说:“我想知道你们哪位有像我一样的感觉,怎样才能避免。我不远万难来到这里,有谁能告诉我,那种感觉是不是真的,请谁来告诉我。”又有一个晚上,有人说:“我的灵魂伤得很深,我只想和别人交流一下。”
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还提供实用的生活建议,对得不到朋友、家人和完善健康保险的人特别有用。比如说,你不想让老板或未来的老板知道你有忧郁症,该如何讲明又不必说谎?我接触过的互助团体参加者,他们提供的协助大多不错,但很不幸,建议却极糟糕。如果扭伤了脚踝,其他脚踝也扭伤了的人可以给你不错的指点,但若你有精神障碍,其他精神障碍者的建议最好别听。我从书上得到许多知识,发现从病友那里听来的忠告十分拙劣,没有事实根据。克里斯汀绝对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,未接受药物治疗,愈来愈癫狂,我猜他会在本书出版之前进入自毁阶段;别人不应该太早,建议娜塔夏停用克忧果;克劳蒂亚所经历的电气痉挛疗法,大概并不适当,后来又服了太多药物,成了行尸走肉;杰姆接受过电气痉挛疗法后,或许可以真正开始工作,但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疗法作用的程度;克劳蒂亚一定会讲些让他不安的经验。
有一次聊到要如何向朋友解释,史蒂文,一位长期的互助团体病友,问大家:“你们外面还有朋友吗?”只有一个人和我答有。史蒂文说:“我尝试交些新朋友,但不知道要怎么认识,我孤单太久。我服用百忧解,在那一年里还有效,后来又没用了。我觉得那时我很努力,但是失败了。”他好奇地看着我。他沉郁、善良又聪明——就像那晚一个病友说的,他真是可爱的人——但如今已不在人世。“除了在这里之外,你怎么面对别人?”我还来不及回答,他又补了一句“你面对别人时,跟他们聊什么?”
病友团体疗法
和所有疾病一样,人人都有可能得忧郁症,但在我所认识的忧郁症者中,法兰克·鲁沙可夫是最不像会得这种病症的人,他二十九岁,讲话温柔礼貌,天性善良,长相端正,除了严重得吓人的忧郁之外,各方面都很正常。“你想探进我脑袋吗?”他曾写道:“欢迎。不是你以为的样子?其实也不是我以为的样子。”大概是大学毕业之前一年,法兰克·鲁沙可夫的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,他正在看电影。后来的七年中,他入院三次。
他第一次的体验十分突然:“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,我发现自己正开着车向一棵树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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