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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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写道:“我们没有证据——也不可能眼见为凭——可证明目前使用的电气痉挛疗法是否有可能造成脑部损伤。”许多短期的副作用——包括站不稳和晕眩——是由电气痉挛疗法时的麻醉所造成,而不是电气痉挛疗法本身。
电气痉挛疗法是背负污名最多的疗法。“你会觉得弗兰肯斯坦(Frankenstein,小说《科学怪人》中的科学家——译者注)就在桌子那头,”曼宁说:“大家都不想听到这个,当你在做电气痉挛疗法时,没有人给你一丝丝关怀,甚至家人都不愿了解。”这种疗法在人们的印象里,会造成病人的精神创伤。“我知道它有效,”一位心理保健工作者说:“我见识过它的效用,但一想到我会失去小孩和家人的回忆——你知道,我父母过世了,我现在是单身,谁来帮你挖掘记忆?谁来唤醒你过去的回忆?谁会记得你在十五年前做小甜饼的秘方?这会让我的忧郁加深,更感到前途黯淡。回忆帮助我走过这些日子,回忆是过去曾有过的爱。”
电气痉挛疗法
从另一方面来看,电气痉挛疗法的效果仍然有神奇的疗效。“在以往,每喝一口水,我都觉得好累,”曼宁说:“治疗后,我想,一般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——好像你以前的日子都活在一个大玩笑里。”而且治疗发生作用通常很快。“我不再像行尸走肉了,我的身子轻盈起来,接下来,我真的好想吃一个大汉堡,”曼宁说:“我有阵子觉得好像是被雷击倒似地,但相对来说,倒也不坏。”曼宁是少见的例子,许多接受电击治疗的人拒绝承认它的效用,若他们为短暂记忆衰退感到苦恼,或是生活重建比较缓慢,更是无法接受这种疗法。我认识两位在2000年初接受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人,两人都曾落入谷底——起不了床,或没法穿衣服、老是精神不济、对人生极度悲观、不想吃东西、无法工作,而且常想自杀。两人在几个月里先后做了电气痉挛疗法。第一位在治疗后受严重的记忆丧失所苦——他之前是工程师,现在却想不起电路的工作原理。第二位治疗后又走入与以往没什么两样的阴霾,因为她依然要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。工程师的记忆力在三个月后恢复了,到了年底,他站起来,走了出去,回到工作岗位,而且表现不错。他说这“大概是巧合”。第二位虽然坚称治疗无效,但还是进行第二次电气痉挛疗法。之后她开始恢复,到了秋天,她不但找到工作,还买了新公寓,交了男朋友。她本来还一直说电气痉挛疗法带来的困扰比好处多,直到后来我提醒她,电气痉挛疗法让她忘记了她以前的状况有多糟。曼宁的书出版后,当她自己在阅读的时候,正好碰到人们上街游行反对“电气洗脑”。美国已有许多州立法禁止电气痉挛疗法,这种治疗方法常被滥用,它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的,也不能轻率采用或未经病人同意即施行——但它的效果确实很好。
电气痉挛疗法为何有效?我们不知道。它可能会加强多巴胺的效果,也可能会影响所有神经传导物质,它还会影响额叶皮层的新陈代谢。高频电流可能会提高代谢率;低频电流则会降低代谢率。当然,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是否是代谢率过低造成的多种症状之一,而躁郁症是代谢率过高的症状,或者,两种忧郁症和代谢失常是否都是大脑其他的变化所造成。
我决定不停止服药,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瘾了,但我对药物确实产生了依赖性:不吃药,就会面临症状突然发作的危险。这使我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。我的体重超重,得了怪异的荨麻疹,汗出得太多,我本来就不算好的记忆力,受到轻微的损害:话常说了一半就忘了。我头痛得厉害,肌肉偶尔会抽筋。我的性欲时有时无,性能力起起伏伏。这不是理想状况,但可以在我和忧郁症之间建起一座厚厚的城墙。最近两年无疑是我十年来最好的时候。我想自己未来会慢慢好起来。不久前,两个朋友都因为突然的意外而过世,我感到剧烈的伤痛,但觉得还没有脱离自己能掌控的范围,只觉得哀伤几乎是种满足(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好,但从某些自私的角度来看,倒也是事实)。
忧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什么作用,与抗郁剂要产生什么功用,是不一样的问题。焦虑专家詹姆斯·波兰加说:“我们的身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了八寸,而且更健康,活得更久。没有人会抱怨这样的变化。当不利的条件消失了,人们就能专心过日子,发现更多的东西,包括好的和坏的。”本书提到的人几乎都会问我:“这些药物不会让你的生命变成一片空白吗?”上面那句话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,我的回答是:“不会。”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、更适合、更理智的地方。
“每人有一百二十亿个神经细胞,”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生物精神医学部部长罗勃·波斯特说:“每个神经细胞大约有一千到一万个神经突触,所有突触都会快速改变。若能让它们都按照某种方式运作,人们就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——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、很远。”詹姆斯·波兰加说:“虽然各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,但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世界的苦恼已经大幅降低,而且也不觉得可见的未来会很快达到可以接受的地步。目前没有必要担忧心灵控制的问题。”
“正常”是萦绕于每个忧郁者心中的词。忧郁是正常的吗?我在研究文章中读到“正常”与“不正常”的症候群:药物疗法可让忧郁者“恢复正常”;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人对我说:“这些症状第一次发作时,我觉得我疯了。后来知道这只是临床的忧郁症,而且基本上是正常的,我大大松了一口气。”当然,基本上它是正常的发疯方式,忧郁症是种心理疾病,身陷其中,你会错乱得像疯子,有些精神失常,迷迷糊糊、古里古怪。
我曾在伦敦的鸡尾酒会中碰到一位熟人,向她提到我正在写这本书。她说:“我得了恐怖的忧郁症。”我问她做了什么治疗。“我不喜欢药物治疗的观念,”她说:“我发现我的问题和压力有关,所以决定去除生活中所有压力的来源。”她扳着指头数着:“我辞去工作。和男友分手,而且绝不再找下一个情人。我脱离室友,现在一个人住。我不去时间太晚的舞会。我搬到一个较小的地方,不再和大多数的朋友联络。我甚至放弃了化妆和时装。”我瞪大眼睛看着她。“听起来很糟糕,但是我快乐多了,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。”她看起来很自豪:“而且不用药就办到了。”
电气痉挛疗法
我们这群人中,一位站在她旁边的朋友抓住她的手臂,说:“简直是疯了,我从没听过这么吓人的事。你这样过日子一定是疯了。”让自己避免做任何疯狂的事算不算疯了?或是说,服药好让自己继续忍受使你疯狂的生活,算不算疯了?我可以降低生活品质,少做点事情,少出门旅行,少认识朋友,不再写关于忧郁的书——或许做了这一切的改变,我就不再需要药物治疗了。我可以只活在自己可忍受的小圈子里。这不是我首要考虑的方法,但的确是合理的选择。活在忧郁中,就好像和山羊共舞时保持平衡一样——挑一个平衡感较好的舞伴绝对是聪明的选择。但我过的生活,充满了冒险和复杂的事,给予我极大的满足感,我不愿意放弃。我宁可服三倍的药也不愿少交一半朋友。“大学炸弹客”(指个性孤僻的美国教授TheodoreKaczvnski,曾在十八年内连续寄出炸弹邮包,炸死三人,伤及二十多人——译者注)用来传达反科技主义思想的手段是场灾难,但是他对科技危害的看法却很正确——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:“想象一个社会,把人逼到极度不适的状态,然后要他们吃药,消除他们的痛苦。这是科幻小说吗?事情已经发生了……事实上,抗郁剂是调整一个人内在状况的手段,他要如此才能忍受这个社会,否则他根本就受不了。”
临床忧郁症--梅姬的故事
我第一次见到忧郁症患者梅姬·罗宾斯,根本看不出她患有忧郁症,事实上,我根本没注意到她。那是大学一年级的夏天,我和一群人住在家人夏天度假的房子里,我的好友梅姬·罗宾斯也在其中。梅姬有精神失常症,当年春天崩溃,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。那时她似乎好了,不再讲些像在图书馆地下室发现秘密、要偷偷坐火车逃到渥太华之类的疯言疯语,所以我们都认定她的精神已经正常。那年夏天的周末,她总是不说话,看来沉闷又神秘,好像信奉沉默是金的道理。奇怪的是,她没有带泳衣来——直到多年后,她才告诉我,若是不穿戴整齐,会觉得自己太过赤裸、脆弱、暴露。我们都快乐地玩水,轻佻又放肆。她身着长袖棉质洋装蜷缩着坐在跳水台上,下巴靠在膝盖上,看着我们嬉闹。我们共有七个人,当时阳光普照,只有我母亲悄悄地对我说,梅姬好像十分畏缩。我不知道梅姬心里有多挣扎,完全不明白她多努力地在控制自己。她脸上一定有我没发现的黑眼圈,从那次以后,我就知道应该注意观察。我记得很清楚,我们不停地嘲笑她不下水、虚度欢乐时光。最后,她站起身走到跳水台边,全身衣着整齐地一跃而下。我记得她在池里游泳时,灰色的衣服紧贴在身上,然后湿淋淋地走回屋里换上干衣服,水滴在草坪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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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痉挛疗法是背负污名最多的疗法。“你会觉得弗兰肯斯坦(Frankenstein,小说《科学怪人》中的科学家——译者注)就在桌子那头,”曼宁说:“大家都不想听到这个,当你在做电气痉挛疗法时,没有人给你一丝丝关怀,甚至家人都不愿了解。”这种疗法在人们的印象里,会造成病人的精神创伤。“我知道它有效,”一位心理保健工作者说:“我见识过它的效用,但一想到我会失去小孩和家人的回忆——你知道,我父母过世了,我现在是单身,谁来帮你挖掘记忆?谁来唤醒你过去的回忆?谁会记得你在十五年前做小甜饼的秘方?这会让我的忧郁加深,更感到前途黯淡。回忆帮助我走过这些日子,回忆是过去曾有过的爱。”
电气痉挛疗法
从另一方面来看,电气痉挛疗法的效果仍然有神奇的疗效。“在以往,每喝一口水,我都觉得好累,”曼宁说:“治疗后,我想,一般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——好像你以前的日子都活在一个大玩笑里。”而且治疗发生作用通常很快。“我不再像行尸走肉了,我的身子轻盈起来,接下来,我真的好想吃一个大汉堡,”曼宁说:“我有阵子觉得好像是被雷击倒似地,但相对来说,倒也不坏。”曼宁是少见的例子,许多接受电击治疗的人拒绝承认它的效用,若他们为短暂记忆衰退感到苦恼,或是生活重建比较缓慢,更是无法接受这种疗法。我认识两位在2000年初接受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人,两人都曾落入谷底——起不了床,或没法穿衣服、老是精神不济、对人生极度悲观、不想吃东西、无法工作,而且常想自杀。两人在几个月里先后做了电气痉挛疗法。第一位在治疗后受严重的记忆丧失所苦——他之前是工程师,现在却想不起电路的工作原理。第二位治疗后又走入与以往没什么两样的阴霾,因为她依然要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。工程师的记忆力在三个月后恢复了,到了年底,他站起来,走了出去,回到工作岗位,而且表现不错。他说这“大概是巧合”。第二位虽然坚称治疗无效,但还是进行第二次电气痉挛疗法。之后她开始恢复,到了秋天,她不但找到工作,还买了新公寓,交了男朋友。她本来还一直说电气痉挛疗法带来的困扰比好处多,直到后来我提醒她,电气痉挛疗法让她忘记了她以前的状况有多糟。曼宁的书出版后,当她自己在阅读的时候,正好碰到人们上街游行反对“电气洗脑”。美国已有许多州立法禁止电气痉挛疗法,这种治疗方法常被滥用,它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的,也不能轻率采用或未经病人同意即施行——但它的效果确实很好。
电气痉挛疗法为何有效?我们不知道。它可能会加强多巴胺的效果,也可能会影响所有神经传导物质,它还会影响额叶皮层的新陈代谢。高频电流可能会提高代谢率;低频电流则会降低代谢率。当然,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是否是代谢率过低造成的多种症状之一,而躁郁症是代谢率过高的症状,或者,两种忧郁症和代谢失常是否都是大脑其他的变化所造成。
我决定不停止服药,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瘾了,但我对药物确实产生了依赖性:不吃药,就会面临症状突然发作的危险。这使我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。我的体重超重,得了怪异的荨麻疹,汗出得太多,我本来就不算好的记忆力,受到轻微的损害:话常说了一半就忘了。我头痛得厉害,肌肉偶尔会抽筋。我的性欲时有时无,性能力起起伏伏。这不是理想状况,但可以在我和忧郁症之间建起一座厚厚的城墙。最近两年无疑是我十年来最好的时候。我想自己未来会慢慢好起来。不久前,两个朋友都因为突然的意外而过世,我感到剧烈的伤痛,但觉得还没有脱离自己能掌控的范围,只觉得哀伤几乎是种满足(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好,但从某些自私的角度来看,倒也是事实)。
忧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什么作用,与抗郁剂要产生什么功用,是不一样的问题。焦虑专家詹姆斯·波兰加说:“我们的身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了八寸,而且更健康,活得更久。没有人会抱怨这样的变化。当不利的条件消失了,人们就能专心过日子,发现更多的东西,包括好的和坏的。”本书提到的人几乎都会问我:“这些药物不会让你的生命变成一片空白吗?”上面那句话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,我的回答是:“不会。”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、更适合、更理智的地方。
“每人有一百二十亿个神经细胞,”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生物精神医学部部长罗勃·波斯特说:“每个神经细胞大约有一千到一万个神经突触,所有突触都会快速改变。若能让它们都按照某种方式运作,人们就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——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、很远。”詹姆斯·波兰加说:“虽然各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,但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世界的苦恼已经大幅降低,而且也不觉得可见的未来会很快达到可以接受的地步。目前没有必要担忧心灵控制的问题。”
“正常”是萦绕于每个忧郁者心中的词。忧郁是正常的吗?我在研究文章中读到“正常”与“不正常”的症候群:药物疗法可让忧郁者“恢复正常”;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人对我说:“这些症状第一次发作时,我觉得我疯了。后来知道这只是临床的忧郁症,而且基本上是正常的,我大大松了一口气。”当然,基本上它是正常的发疯方式,忧郁症是种心理疾病,身陷其中,你会错乱得像疯子,有些精神失常,迷迷糊糊、古里古怪。
我曾在伦敦的鸡尾酒会中碰到一位熟人,向她提到我正在写这本书。她说:“我得了恐怖的忧郁症。”我问她做了什么治疗。“我不喜欢药物治疗的观念,”她说:“我发现我的问题和压力有关,所以决定去除生活中所有压力的来源。”她扳着指头数着:“我辞去工作。和男友分手,而且绝不再找下一个情人。我脱离室友,现在一个人住。我不去时间太晚的舞会。我搬到一个较小的地方,不再和大多数的朋友联络。我甚至放弃了化妆和时装。”我瞪大眼睛看着她。“听起来很糟糕,但是我快乐多了,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。”她看起来很自豪:“而且不用药就办到了。”
电气痉挛疗法
我们这群人中,一位站在她旁边的朋友抓住她的手臂,说:“简直是疯了,我从没听过这么吓人的事。你这样过日子一定是疯了。”让自己避免做任何疯狂的事算不算疯了?或是说,服药好让自己继续忍受使你疯狂的生活,算不算疯了?我可以降低生活品质,少做点事情,少出门旅行,少认识朋友,不再写关于忧郁的书——或许做了这一切的改变,我就不再需要药物治疗了。我可以只活在自己可忍受的小圈子里。这不是我首要考虑的方法,但的确是合理的选择。活在忧郁中,就好像和山羊共舞时保持平衡一样——挑一个平衡感较好的舞伴绝对是聪明的选择。但我过的生活,充满了冒险和复杂的事,给予我极大的满足感,我不愿意放弃。我宁可服三倍的药也不愿少交一半朋友。“大学炸弹客”(指个性孤僻的美国教授TheodoreKaczvnski,曾在十八年内连续寄出炸弹邮包,炸死三人,伤及二十多人——译者注)用来传达反科技主义思想的手段是场灾难,但是他对科技危害的看法却很正确——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:“想象一个社会,把人逼到极度不适的状态,然后要他们吃药,消除他们的痛苦。这是科幻小说吗?事情已经发生了……事实上,抗郁剂是调整一个人内在状况的手段,他要如此才能忍受这个社会,否则他根本就受不了。”
临床忧郁症--梅姬的故事
我第一次见到忧郁症患者梅姬·罗宾斯,根本看不出她患有忧郁症,事实上,我根本没注意到她。那是大学一年级的夏天,我和一群人住在家人夏天度假的房子里,我的好友梅姬·罗宾斯也在其中。梅姬有精神失常症,当年春天崩溃,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。那时她似乎好了,不再讲些像在图书馆地下室发现秘密、要偷偷坐火车逃到渥太华之类的疯言疯语,所以我们都认定她的精神已经正常。那年夏天的周末,她总是不说话,看来沉闷又神秘,好像信奉沉默是金的道理。奇怪的是,她没有带泳衣来——直到多年后,她才告诉我,若是不穿戴整齐,会觉得自己太过赤裸、脆弱、暴露。我们都快乐地玩水,轻佻又放肆。她身着长袖棉质洋装蜷缩着坐在跳水台上,下巴靠在膝盖上,看着我们嬉闹。我们共有七个人,当时阳光普照,只有我母亲悄悄地对我说,梅姬好像十分畏缩。我不知道梅姬心里有多挣扎,完全不明白她多努力地在控制自己。她脸上一定有我没发现的黑眼圈,从那次以后,我就知道应该注意观察。我记得很清楚,我们不停地嘲笑她不下水、虚度欢乐时光。最后,她站起身走到跳水台边,全身衣着整齐地一跃而下。我记得她在池里游泳时,灰色的衣服紧贴在身上,然后湿淋淋地走回屋里换上干衣服,水滴在草坪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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